一、绪论

当前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城乡关系调整进入历史性转折阶段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“以县域为重要载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”，将县域层面的城乡互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。在共同富裕目标指引下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。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枢纽节点，其融合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虽连续多年快于城镇，但城乡居民收入比仍达2.45:1，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3%，凸显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建设的紧迫性。在此背景下，探索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，既是对城乡关系理论的本土化创新，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需求。

城乡融合议题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。国外学者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出发，强调城乡要素流动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；而国内研究则经历了从“城乡二元”到“城乡统筹”再到“城乡融合”的理论演进。近年来，学者们开始关注县域尺度的特殊性，如欧名豪等（2016）指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需依托县域平台实现要素价值转化，陶然团队通过四省农户调查证实，农地流转效率与县域产业基础存在显著相关性。但既有研究多聚焦单一要素或局部区域，缺乏对县域城乡融合系统路径的整合分析，尤其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对低收入群体的益贫效应关注不足。高强等（2024）关于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实证研究表明，乡村特色产业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具有显著追赶效应，这为县域融合路径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，但尚未与城乡要素流动机制形成理论闭环。

本研究立足县域单元，将农民增收置于城乡融合的系统框架中考察。研究范围覆盖全国东中西部典型县域，重点分析2013-2023年间产业融合、要素流动、公共服务、数字赋能四大路径的增收效应。通过构建“要素-产业-空间”三维分析模型，揭示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农民工资性、经营性、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差异化机制。特别关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和农村低收入群体，检验融合政策的包容性增长效果。研究目标包括：识别县域城乡融合中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瓶颈，量化不同融合路径的增收弹性系数，最终提出兼具区域适应性和普适性的政策组合方案。这一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城乡关系理论的县域研究维度，更为各地制定差异化融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
二、县域城乡融合与农民增收的理论基础

1．县域城乡融合的核心理论

城乡融合是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系统性重构，其本质在于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。这一概念包含三个递进维度：要素配置的市场化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、空间布局的一体化。从发展阶段看，城乡关系演进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：初期表现为城乡分割的“二元对立”，中期过渡到城乡互动的“要素对流”，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的“功能互补”。当前中国城乡关系正处于从中期向高级阶段转型的关键期，其显著特征是基建投资从城市向乡村延伸，城乡收入比从2020年的2.56:1优化至2024年的2.17:1，但差距依然显著。

县域在城乡融合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枢纽角色，其“城-县-乡”三级互动模型具有独特优势。作为连接大中城市与广袤乡村的中间节点，县域既承接城市技术、资本等高级要素的辐射，又肩负组织乡村土地、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功能。这种双重属性使其成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“转换器”：一方面通过县城产业园区吸纳农民就近就业，另一方面依托乡镇网络推动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沉。数据显示，全国303个地级市城乡收入比差异显著（1.2:1-3.8:1），而县域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差距普遍小于中西部，印证了县域在协调城乡关系中的关键作用。

2．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理论

土地要素：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，土地制度安排直接影响财产性收入实现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、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等政策创新，正在使土地从生存保障功能向资产增值功能拓展。当户均耕地面积从7.8亩扩大到30亩时，务农收入可提升至8-10万元，接近进城务工家庭收入水平。

资本要素：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村金融创新构成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。通过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，资本下乡能够带来先进管理经验与市场渠道，但需防范土地非农化风险。数字金融的发展则有效缓解了农户信贷约束，全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率已较2017年提升23个百分点。

技术要素：农业科技进步是提升生产效率的核心动力。良种培育、智能农机、测土配方等技术应用，使粮食亩均增产可达15%-20%。更重要的是，数字技术催生农村电商、直播带货等新业态，2024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8000亿元，带动百万农户增收。

人力要素：人力资本质量决定收入增长潜力。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可使工资水平提高20%-30%，而返乡创业人员带回的技术与理念，正在重塑乡村产业形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6亿农民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的现状，凸显人力资本投资的迫切性。

3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

县域城乡融合通过要素重组与结构优化促进农民增收，其逻辑链条表现为“要素流动—产业升级—收入增长”的递进过程。在这一系统中，城乡融合首先打破土地、资本、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壁垒，使资源配置从行政分割转向市场主导。当城镇先进要素下乡与农村闲置资源激活形成共振时，将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与价值链提升，催生“农业+文旅”“农产品+电商”等融合业态，进而从工资性、经营性、财产性三个维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。

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差距间存在的“倒U型”关系，为这一互动提供了理论注脚。数据显示，当城镇收入低于4万元时，城乡收入比高达2.8:1；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（城镇收入>6万元），差距反而缩小至1.9:1。这种演变规律揭示：县域城乡融合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分配，而是通过构建“工农互促、城乡互补”的新型关系，实现经济总量扩张与发展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。在此过程中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67%提升至78%的目标，与户籍制度改革形成政策合力，将为农民市民化创造制度条件，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。

三、县域城乡融合与农民增收的现状及问题

1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现状

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均衡特征。东部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，已形成“以城带乡、城乡互促”的良性循环，2023年全国百强县中东部地区占比达72%，其城乡居民收入比平均为1.8:1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这些县域普遍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吸纳农村劳动力，如长三角县域的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，带动农民就近就业比例超过60%。中西部县域则处于要素集聚初期，城乡收入比高达2.9:1，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转移率仍维持在35%以上，但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政策实施，本地就业农民工数量十年间增长达126%，展现出强劲的追赶势头。

县域城乡融合已形成多样化实践模式。东部发达地区以“园区经济+产城融合”为主导，如昆山市通过开发区建设吸引台资企业落户，带动周边乡镇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带，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达68%；中西部地区探索“特色农业+文旅融合”路径，贵州雷山县依托苗族文化发展乡村旅游，2023年接待游客量突破800万人次，带动农产品溢价率达40%；而东北地区则侧重“规模化经营+合作社带动”模式，黑龙江宝清县通过土地托管服务，使农户亩均收益提高300元以上。这些模式共同构成了中国县域城乡融合的多元图景。

2．农民增收的现状特征

农民收入结构呈现“工资性收入主导、经营性收入稳定、财产性收入偏低”的格局。202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，工资性收入占比达48.6%，主要来自县域内中小企业就业和非农产业务工；经营性收入占36.2%，以传统种养业为主，新型业态贡献度逐步提升；财产性收入仅占3.8%，土地流转租金和入股分红是主要来源，与城镇居民12.5%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存在显著差距。这种结构差异在东中西部表现更趋明显，东部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达56.3%，而西部仍以经营性收入为主体（42.7%）。

区域收入差距构成农民增收的突出矛盾。2023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.2万元，中部为2.1万元，西部仅1.7万元，东中西部收入比为1.88:1.24:1。城乡收入比虽从2013年的2.81:1降至2023年的2.45:1，但绝对差距持续扩大，202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额达3.3万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，近十年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大幅增长，2023年占比达58.2%，较2013年提升21个百分点，这为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农民收入增速呈现“总体放缓、结构分化”的态势。2013-2023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.8%，高于城镇居民0.7个百分点，但2023年增速回落至5.2%，其中经营性收入增速仅3.1%，反映传统农业增收动能减弱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农村电商从业者人均收入达3.8万元，较传统农户高46%；参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农户，其生产性投入增加28%，带动经营性收入增长15%。这种分化表明，城乡融合程度较深的领域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擎。

3．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

产业同质化竞争制约融合效益提升。全国县域主导产业中，选择食品加工、纺织服装的比例超过60%，导致低端产能过剩。某中部省份38个县同时将陶瓷产业作为支柱产业，引发原材料争夺和价格战，企业平均利润率不足5%。这种同质化发展不仅浪费资源，更削弱了城乡产业关联效应，难以形成“一县一业”的特色发展格局。

土地要素流动存在制度性梗阻。尽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已取得突破，但2023年全国入市面积仅占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2.3%，且80%集中于东部地区。中西部地区普遍面临产权界定不清、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，某西部县通过土地整治新增耕地3.2万亩，但因缺乏交易平台，土地指标跨省调剂周期长达18个月，错失发展机遇。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改革中，资格权认定、使用权流转范围等关键问题尚未形成全国统一规范。

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问题突出。县域内优质教育、医疗资源80%集中于城关镇，农村地区标准化卫生室覆盖率仅68%，低于县城27个百分点。某调研显示，中西部县域农村居民平均就医距离是城镇居民的3.5倍，子女入学需跨乡镇就读的比例达42%。这种差距不仅影响农民生活质量，更制约农村人力资本积累，形成“贫困—失学—再贫困”的恶性循环。

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尚不健全。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不足，2023年县域涉农贷款不良率较平均水平高1.8个百分点，制约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。工商资本下乡仍面临“进入易、融合难”的困境，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西部县域投资建设的农产品加工园，因缺乏冷链物流配套，产品损耗率高达25%，远高于东部地区8%的平均水平。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不畅，中西部县域农村实用人才仅占劳动力总量的3.2%，低于东部地区5.8个百分点。

体制机制障碍仍未根本破除。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虽已放宽，但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现象依然存在，2023年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仅67%。县域综合改革试点中，部门协同不足导致政策红利释放不充分，如某试点县同时推进农村土地制度、集体产权制度等五项改革，但因缺乏统筹协调，出现政策交叉重叠，增加基层执行成本。考核评价体系仍偏重经济增长指标，生态保护、公共服务等融合发展指标权重不足，影响地方政府推动城乡融合的积极性。

四、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路径分析

1．产业融合发展路径

县域产业融合通过重构农业生产关系，打破传统产业边界，形成“农业+”的价值倍增效应。农文旅融合模式依托乡村生态基底与文化符号，将农业生产场景转化为消费体验空间，典型如江南水乡的稻田艺术观光、西南少数民族的非遗工坊体验，这类模式使农产品附加值提升3-5倍，农民通过土地入股分红、务工收入、经营收入实现多元增收。农村电商则构建“田间—云端—餐桌”的数字化链路，2024年全国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1.2万亿元，直播带货使特色农产品流通成本降低40%，直接带动参与农户户均年增收1.8万元。

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是县域产业融合的高级形态。通过“一县一业”战略布局，形成从种苗研发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，如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集聚企业820家，带动周边50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，农户亩均收益达传统种植的3倍。产业集群不仅提升规模效益，更通过共享技术、品牌、渠道等资源，降低中小农户市场准入门槛。浙江诸暨珍珠产业集群通过“企业+合作社+养殖户”模式，使分散养殖户接入国际奢侈品供应链，产品溢价率提升至60%以上。

不同融合模式呈现差异化的地域适配性。都市近郊县凭借区位优势发展周末经济，北京密云区“农业+文旅”项目使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比提升至58%；偏远山区则依托生态优势培育康养产业，湖北利川市通过“莼菜种植+康养旅居”组合，带动2000余户脱贫户年均增收3.2万元。产业融合的本质是通过要素重组创造新的价值空间，其成功关键在于立足县域资源禀赋，构建“特色产业+增值服务”的融合生态。

2．要素自由流动路径

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激活农村沉睡资本的核心引擎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通过“就地入市、调整入市、城中村改造”三种模式，使土地资源转化为资产收益。江苏昆山2023年入市地块平均溢价率达128%，村集体和农户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分成比例达55%，某试点村通过13亩工业用地入市，使村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一次性增加2.3万元。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改革则通过资格权保障、使用权放活，催生“共享农房”“民宿集群”等新业态，浙江德清县农户通过宅基地使用权流转，年均获得租金收益2.8万元，较传统出租方式增收4倍。

工商资本有序下乡构建产业融合的资金通道。通过“政府引导+市场运作”模式，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：财政资金设立风险补偿基金，如河南信阳市建立2亿元农业产业发展基金，撬动社会资本15亿元；金融机构创新“产业基金+信贷投放”组合工具，江苏泗洪县推出的“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+产业链金融”产品，使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降低2.3个百分点。资本下乡需坚守“三条底线”，湖南推行的“负面清单+备案管理”制度，有效防范非农化非粮化风险，2023年全省工商资本农业投资中，粮食相关产业占比达62%，较政策实施前提升28个百分点。

人才返乡创业形成智力反哺的良性循环。政策激励体系涵盖创业培训、场地支持、税费减免等全链条服务：国务院农民工返乡创业补贴政策使全国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达1220万人，创办市场主体超过340万个；县域层面建立“乡土专家”认定制度，湖北枝江市对评定的农村实用人才给予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。人才技术与本土资源结合产生聚变效应，陕西武功县返乡青年通过“猕猴桃+直播”模式，带动全县电商销售额突破60亿元，带动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8%。

要素市场建设为资源流动提供制度保障。土地交易市场方面，全国已建立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2760个，2023年交易金额达8300亿元，较2019年增长210%；劳动力市场方面，县域劳务品牌建设成效显著，“盱眙龙虾厨师”“化州橘红师”等特色劳务品牌带动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提升40%；技术市场方面，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实现县域全覆盖，2023年全国科技特派员转化技术成果1.2万项，带动农户户均增收9600元。要素流动的关键在于价格发现机制，重庆荣昌区建立的“活体抵押+评估流转”体系，使生猪活体可抵押率提升至70%，破解养殖企业融资难题。

3．公共服务一体化路径

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为农民增收奠定人力资本基础。县域层面推进“城乡学校共同体”建设，通过教师轮岗交流、集团化办学等方式缩小校际差距，2023年全国县域内教师交流轮岗比例达18.7%，较2019年提升10.2个百分点。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需求，江苏海门区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开设无人机植保、农产品电商等特色专业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五年保持98%以上，平均起薪较普通农民工高35%。针对农村青壮年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“订单式”模式，山东曹县依托汉服产业集群，年培训缝纫技工2万人次，使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突破6000元/月，较传统服装加工增收50%。

医疗卫生服务延伸构建健康保障防线。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“小病不出村、大病不出县”，全国832个脱贫县已全部建成紧密型医共体，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78%，较2019年提升23个百分点。远程医疗系统突破地理限制，西藏那曲市通过5G远程诊疗平台，使牧民就医平均距离从150公里缩短至30公里，门诊费用降低40%。健康促进与产业发展相结合，云南普洱市开展的“中药材种植+健康管理”项目，既培养懂技术的药农，又通过健康监测提升劳动力质量，带动参与农户年均增收2.6万元。

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降低生产生活成本。农村道路网络向自然村延伸，2023年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53万公里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双车道比例达78%，物流成本较2019年降低12%。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注重高效节水，甘肃张掖市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，使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.52提升至0.68，亩均粮食生产成本降低180元。能源基础设施绿色转型，内蒙古镶黄旗推进风电光伏配套牧光互补项目，牧民通过土地租赁、参与运维获得双重收入，户均年增收1.2万元。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具有乘数性，研究表明，农村道路密度每提升1%，农产品销售价格提高0.8%，物流时间缩短1.5%。

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保障服务质量。教育领域建立“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标准”，从生均教学面积、教师学历达标率等21项指标进行规范，目前全国已有409个县通过认定。医疗领域推行“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标准”，将高血压、糖尿病管理等12类服务量化考核，2023年农村慢性病规范管理率达72%，较标准实施前提升19个百分点。养老服务制定“农村幸福院建设和服务规范”，明确床位设置、服务项目等硬性要求，全国农村养老机构覆盖率已达65%，缓解农村空巢老人照护难题。标准体系的建立使公共服务从“有没有”转向“好不好”，为农民人力资本积累创造稳定环境。

4．数字乡村赋能路径

农村电商重构农产品流通价值链。县域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形成“上行下行”双向通道，全国已建成县级电商服务中心2100个，村级电商服务站覆盖83%的行政村。直播电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，陕西柞水县小木耳通过“县长直播+网红带货”模式，单场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，带动种植户亩均收益达1.2万元，较传统批发渠道提升3倍。跨境电商拓展国际市场，浙江义乌市引导农户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直接对接海外采购商，使红糖、火腿等传统农产品出口价格提升40%以上。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，拼多多“农地云拼”模式通过大数据预测需求，引导农户按订单生产，损耗率从25%降至8%，产销对接效率显著提升。

数字治理提升乡村资源配置效率。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向村级延伸，全国90%的县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在线办理，农村低保申请、医保缴费等高频事项平均办理时间从3天压缩至4小时。智慧农业实现精准化生产，黑龙江建三江农场应用北斗导航、物联网监测系统，使水稻亩均增产12%，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15%。数字金融破解信贷约束，网商银行“大山雀”卫星遥感信贷技术，通过分析地块植被覆盖度评估授信额度，使农户贷款可得率提升35%，不良率控制在1.8%以下。治理数字化的核心是数据赋能决策，江苏睢宁县建立的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，消费者扫码可查看全产业链信息，产品溢价率达20%，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。

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基础。农村网络覆盖持续优化，2023年全国农村5G基站数量达152万个，行政村5G通达率达85%，较2020年提升62个百分点。物联网终端向生产场景渗透，全国农业生产物联网应用面积达6.4亿亩，设施农业物联网覆盖率达35%，较2019年增长21个百分点。冷链物流体系数字化升级，京东物流在全国县域布局智能冷链仓120个，生鲜农产品损耗率从25%降至12%，配送时效提升至48小时达全国90%县域。数字基建的普惠性特征明显，研究表明，农村电商服务站每增加1个，周边5公里范围内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.2%，这种辐射效应在中西部县域表现更为显著。

数字素养培育提升农民发展能力。“数字新农人”培育计划注重实战培训，农业农村部2023年培训农村电商带头人12万人次，带动50万农户触网经营。针对特殊群体的适老化改造，如支付宝“长辈模式”简化界面、语音辅助等功能，使农村老年网民占比从2020年的15%提升至2023年的23%。数字技术与传统知识融合，贵州黎平县侗族绣娘通过在线课程学习图案设计软件，将传统纹样转化为现代服饰元素，产品附加值提升5倍。数字赋能的本质是缩小数字鸿沟，甘肃宕昌县开展的“电商扶贫”项目显示，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比未掌握者快2.3倍，数字红利正在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动能。

五、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评估

1．经济效应：收入增长与结构优化

县域城乡融合通过多路径协同作用，推动农民收入总量持续攀升。2013-2023年，全国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9430元增至23277元，十年间实际增长146.8%，年均增速达9.4%，高于同期城镇增速1.2个百分点。这种增长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张，更伴随收入结构的显著优化：工资性收入占比从42.5%提升至48.6%，财产性收入占比突破3.8%，较十年前实现翻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融合水平较高的县域呈现收入结构“服务化”特征，如浙江义乌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中，服务业占比达63%，远超传统农业县28%的平均水平。

不同融合路径对收入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化弹性。产业融合路径显著提升经营性收入质量，农产品深加工使单位产值利润率从15%提升至38%；要素流动路径重点激活财产性收入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使农户财产性收入年增速达18.7%；公共服务路径通过人力资本积累间接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，县域教育支出每增加1%，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增长0.8%；数字赋能路径则展现“普惠增长”特性，农村电商从业者覆盖不同收入层次农户，带动户均增收3.8万元，其中低收入群体占比达34%。

县域经济总量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性。2023年数据显示，县域GDP每增长100亿元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加1286元，这种联动效应在产业结构多元的县域表现更强。江苏昆山通过“产业集群+城乡融合”双轮驱动，2023年GDP突破5000亿元，农村居民收入达4.8万元，形成“强县-富民”的良性循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县域二三产业占比超过85%时，城乡收入比进入快速收敛期，这为中西部县域提供了明确的结构调整目标。

2．社会效应：共同富裕与差距缩小

县域城乡融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。基于全国300个县的面板数据分析显示，融合政策使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比高收入群体快2.3个百分点，基尼系数年均下降0.018。产业融合中的“联农带农”机制成效突出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带动农户中，低收入户占比达38%，其户均分红收益达4200元，较非成员农户高2.8倍。公共服务一体化显著降低低收入家庭支出负担，县域医疗共同体使农村贫困人口住院费用自付比例从2019年的42%降至2023年的18%，教育资助政策实现从学前到高中阶段全覆盖，年惠及学生1200万人次。

收入分配公平性在融合进程中持续改善。要素流动政策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户共享发展红利，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累计量化资产总额达3.8万亿元，9.8亿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组织股东，2023年分红收益人均达680元，较改革前增长12倍。数字赋能路径创造包容性就业机会，农村残疾人电商从业者平均收入突破3万元，较传统就业渠道增收4倍。浙江“千万工程”实施20年来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.38降至0.31，印证融合发展对缩小差距的持续贡献。

社会资本积累在城乡互动中实现质的飞跃。县域层面的社区参与平台不断完善，全国已建成村级议事协商平台54万个，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比例从2019年的45%提升至2023年的68%。志愿服务体系向农村延伸，注册乡村志愿者达3800万人，形成“邻里互助+专业服务”的双层网络。社会信任度显著提升，农村地区陌生人之间交易成功率从2019年的52%增至2023年的79%，为要素流动创造良好社会环境。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不仅直接改善治理效能，更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间接促进农民增收，研究表明，村级议事协商机制完善的村庄，土地流转效率比不完善的村庄高35%。

3．区域差异效应：东中西部的异质性表现

东部发达县域已形成“创新驱动型”增收模式。依托完善的产业基础和要素市场，这些地区通过数字技术渗透和价值链升级实现收入跃升，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.2万元，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56.3%，财产性收入占比突破5%。长三角县域的“数字飞地”模式颇具代表性，如江苏太仓建立的农业科创中心，吸引28家农业科技企业入驻，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智慧农业，亩均收益达传统种植的8倍。要素流动呈现“双向优化”特征，既吸引高端人才下乡创业，又推动农村劳动力向现代服务业转移，浙江慈溪农村居民从事电商、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比例达42%，较十年前提升29个百分点。

中西部县域仍处于“要素集聚型”追赶阶段。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.9万元，工资性收入占比41.7%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。产业融合呈现“资源依赖”特征，河南温县依托铁棍山药特色资源，构建“种植+加工+文旅”全产业链，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.8万元，但深加工比例仅38%，低于东部县域52%的平均水平。要素流动存在“单向输出”特点，劳动力跨省转移率仍达35%，但近年来本地就业比例持续提升，湖北枝江通过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园，使返乡创业人员十年增长126%，带动本地就业岗位4.2万个。

区域差异的形成源于资源禀赋与政策环境的叠加影响。东部县域凭借区位优势获得更多技术、资本要素，2023年研发投入强度达2.8%，是中西部的2.3倍；而中西部县域在土地、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，农业劳动力价格仅为东部的60%。政策支持体系的差异加剧分化，东部县域平均获得的产业引导基金规模是中西部的3.5倍，金融机构县域贷款不良率比中西部低1.8个百分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数字技术正在缩小区域差距，中西部农村电商增速连续五年高于东部，2023年达38%，展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。四川苍溪县通过直播电商将红心猕猴桃直接销往全国，产品溢价率达45%，接近东部同类产品水平，印证数字赋能的普惠价值。

六、典型县域案例研究

1．东部发达县域：以产业集群驱动融合增收

昆山作为长三角万亿级县域经济体的典型代表，其"产业集群+城乡融合"模式展现出强大的增收带动效应。依托电子信息、高端装备制造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，昆山形成"开发区+乡镇工业园+村级配套区"的梯度布局，2023年规上工业产值突破1.2万亿元，带动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率达82%，较十年前提升34个百分点。农民工资性收入中，制造业占比达58%，服务业占比32%，形成"双轮驱动"的收入结构，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.8万元，其中工资性收入贡献72%，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3个百分点。

产业嵌入上海都市圈的分工体系是增收的核心密码。昆山通过建设"花桥国际商务城"等飞地载体，承接上海溢出的研发设计、总部经济等高端功能，带动本地配套企业升级。某精密模具企业通过为特斯拉配套，产品精度从0.05mm提升至0.001mm，员工平均工资达8000元/月，较行业平均水平高40%。这种"垂直分工+水平协作"的产业生态，使农民就业质量持续提升，近五年技能型岗位占比从35%增至62%，带动工资年均增长9.8%。

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呈现"高端化"特征。一方面，每年吸引2万名大学生返乡创业，创办科技型企业1200余家；另一方面，通过"集体建设用地入市+产业项目导入"模式，激活农村闲置资源。陆家镇邹家角村将180亩闲置地块开发为智能制造产业园，村集体年增收1200万元，农民股东人均分红达8000元。这种"产业导入-要素增值-收益共享"的闭环机制，使昆山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3年的2.1:1优化至2023年的1.6:1，为东部发达县域提供了融合范本。

2．中西部特色县域：以富民产业推动融合增收

焦作温县立足铁棍山药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构建"土特产"三产融合体系，探索出中西部县域特色发展路径。全县山药种植面积达10万亩，形成"育种-种植-加工-文旅"全产业链，2023年产业总产值突破68亿元，带动3.2万农户户均增收3.8万元。与传统种植模式相比，三产融合使单位土地产值从8000元/亩提升至2.4万元/亩，溢价达200%，其中深加工环节贡献了62%的产业附加值。

新农人群体成为融合发展的关键赋能者。85后返乡青年王岩通过"抖音+拼多多"双平台运营，创立"垆土铁棍"品牌，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，带动周边200余户农户采用标准化种植，产品溢价率达45%。温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培育出"山药西施"等网红达人32名，2023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8亿元，占总销售额的26%，较五年前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。这些新农人不仅带来数字技术，更重构了产销关系，使农户从被动生产转向主动对接市场需求。

品牌建设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。温县通过"地理标志+企业品牌"双轮驱动，制定涵盖种植、加工、包装的全流程标准体系，获得欧盟有机认证。在"中国农民丰收节"期间举办山药文化节，开发"山药宴""非遗炮制"等文旅项目，使产品文化附加值提升30%。县农投公司统一运营"温县铁棍山药"区域公共品牌，建立质量追溯系统，消费者扫码可查看种植档案，这种信任机制使产品价格稳定在同类产品的2-3倍。2023年，温县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占比达42%，较河南省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，印证特色产业融合的增收实效。

七、优化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

1．产业融合政策：强化特色与集群发展

实施县域产业差异化规划，建立"资源禀赋-产业基础-市场需求"三维评估体系，引导东中西部县域形成梯度互补的产业格局。东部县域重点发展农业+数字经济、农业+高端制造等融合业态，如长三角县域可依托科创资源培育生物育种、智能农机等产业；中西部县域聚焦"土特产"开发，推广温县铁棍山药"种植+加工+文旅"模式，每个县重点培育1-2个特色主导产业。建立全国县域特色产业目录库，对同质化严重的产业实施产能预警，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。

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，推广"龙头企业+合作社+农户"的股份合作模式，明确企业与农户在产业链各环节的收益分配比例。对带动农户超过100户的企业，给予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；建立风险补偿基金，对因市场波动导致农户收益下降20%以上的，按损失额的30%给予补贴。河南武陟县可扩大"直播电商+农户"试点，对带动20人以上就业的新农人团队，给予销售额5%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创新产业融合补贴政策工具，设立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基金，采用"以奖代补"方式支持全产业链建设。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置智能生产线的，按设备投资额的20%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上限3000万元；对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县域，一次性奖励5000万元。推广"融合券"制度，农户凭券可抵扣技术服务、冷链物流等费用，财政按实际使用额的70%与服务主体结算。建立产业融合绩效评价体系，将农户增收幅度作为补贴发放的核心依据。

2．要素流动政策：破除体制机制障碍

深化土地制度改革，扩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，2025年前实现县域全覆盖。简化入市程序，将审批时限压缩至45个工作日内，建立全国统一的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平台。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，确保农户和村集体获得不低于50%的增值收益，探索"保底租金+收益分红"的分配模式。推广温县"点状供地"经验，对农文旅融合项目实行不超过5%的用地比例弹性管理，盘活闲置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。

优化工商资本下乡环境，建立"负面清单+备案管理"制度，明确禁止非农化、非粮化的产业类型。设立工商资本下乡风险准备金，对符合条件的农业投资项目给予3年贷款贴息，贴息率不超过LPR的50%。推广"政银担"合作模式，县级财政按注册资本的10%注入担保公司，放大倍数不低于5倍。建立资本下乡履约保证金制度，企业需按投资总额的5%缴纳保证金，连续3年带动农户增收达标可返还。

实施差异化人才激励政策，建立县域产业人才需求目录，对引进的农业科技领军人才给予最高500万元安家补贴。推广武陟县"返乡创业补贴"政策，对大学生、退役军人返乡创办融合型企业的，给予3年税收减免，带动就业5人以上的再给予5万元创业补贴。建立"乡土专家"认定制度，对获评的农村实用人才给予每月2000元津贴，纳入县域人才公寓保障范围。完善人才服务体系，县域医院、学校要为下乡人才提供子女入学、医疗保健等"绿色通道"服务。

3．公共服务与数字乡村政策：提升支撑能力

教育资源下沉需优先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，实施"银龄讲学"计划升级版，对到县域农村学校任教的退休教师，在原有补助基础上提高30%。建立县域教师"走教"制度，县城教师晋升高级职称前须有2年农村教学经历，对跨校交流教师给予每月800元交通补贴。医疗资源配置重点加强县级医院能力建设，2025年前实现二级以上医院县域全覆盖，通过"县乡一体、乡村一体"机制，推动县级医院专家每周至少2天下乡坐诊。推广远程医疗系统，中西部县域每个乡镇卫生院配备1套5G远程诊疗设备，财政补贴70%的购置费用。

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"县域数字新基建"工程，2025年前实现行政村5G网络、千兆光纤全覆盖，农村电商服务站覆盖率达90%以上。中西部县域优先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，单个中心补助不超过1000万元，重点支持预冷、分拣、包装等设施。建立"数字普惠"补贴机制，对农村家庭购买智能手机、电脑等设备的，给予实际售价20%的补贴，每户最高1000元。推广"县域云"平台建设，整合政务、农业、文旅等数据资源，为农户提供产销对接、技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。

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需制定县域城乡统一的服务标准体系，教育领域重点统一生均公用经费标准，医疗领域实现基本诊疗项目县域内同价。建立服务质量"红黑榜"制度，每季度公开县域公共服务满意度排名，对连续两年排名末位的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。数字服务方面制定《县域农村电商服务规范》，明确物流时效、售后保障等12项强制性指标，对达标企业给予"信易贷"额度提升20%的激励。优先保障教育医疗资源下沉和数字基建投入，财政资金分配向中西部县域倾斜，中央财政对革命老区、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增幅不低于8%。

八、结论与展望

县域城乡融合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路径，通过产业融合、要素流动、公共服务、数字赋能四大机制协同作用，构建起农民增收的多元通道。研究证实，特色产业集群培育能使农产品附加值提升3-5倍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让农户财产性收入年增速达18.7%，而县域教育支出每增加1%可推动农民非农收入增长0.8%。这种融合效应在不同区域呈现梯度特征：东部发达县域依托数字技术和产业基础，形成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双轮驱动格局；中西部县域则通过特色资源转化和要素集聚，实现经营性收入质量提升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具有显著追赶效应，能够缩小县域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，这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产业支撑。

当前研究仍存在三方面局限：一是对融合政策的动态评估不足，缺乏对政策实施效果的长期追踪；二是要素流动的微观机制分析有待深化，尤其需要关注农户个体行为对增收效应的异质性影响；三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边界条件尚不明确，不同县域的技术适配性差异需要更精细的比较研究。未来可从三个方向拓展：构建县域融合政策评估的动态监测体系，引入机器学习方法识别关键影响因素；开展农户层面的追踪调查，揭示要素配置行为与收入增长的微观逻辑；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，探索绿色融合路径对农民增收的乘数效应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，县域城乡融合将在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、产业生态构建、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释放更大改革红利，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系统性制度保障。